护航数字文明，ISC组委会携手光明网共探数字安全新风向******
伴随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深化，各种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持续给政策制定、生产制造、社会治理等带来深刻影响，逐渐塑造形成了新的文明形态——数字文明。但与此同时，高度的数字化也衍生出了新的威胁，让安全风险不断加剧。
作为亚太地区乃至当今世界规格高、辐射广、影响力深远的全球性安全峰会，互联网安全大会（简称“ISC”）自2013年首届举办以来，见证了自计算机安全时代到网络安全时代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如今，进入数字安全时代，ISC 2022以“护航数字文明，开创数字安全新时代”为主题，聚焦数字安全建设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致力擘画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在大会即将迎来十周年之际，ISC组委会携手光明网网络安全频道，特邀9位安全领域权威专家，分别从战略、技术、行业、产业、生态、创新、市场、产品、定位等维度，提炼总结出针对数字安全建设的9大关键词，为数字安全的未来发展作出有力注解，进一步助力中国数字化发展之路行稳致远。
体系作战
数实融合的主战场上，整个社会的运转、政府的治理、工厂的运作都架构在软件之上，安全挑战前所未有，但传统的安全防护已经不足以应对持续变化的安全问题。所以，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公安部第一、第三研究所原所长严明提出，安全亟待用数字化思维重塑，建设体系化、实战化、常态化的数字安全能力势在必行。
看见威胁
当过去我们讲安全的时候，往往总是把安全技术化、产品化。而在数字时代中，所有的攻击都是未知的，攻防双方的博弈已经从技术的攻防对抗，变成了看见与看不见的对抗。360政企安全集团高级副总裁高瀚昭对此表示，面对数字安全威胁的升级，如何及时“看见”威胁成为业界最大的挑战。
互联互通
面对越来越趋于专业化、规模化的黑客组织攻击，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一项颠覆性技术或一款产品可以单凭一己之力、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因此，针对全行业的数字安全建设，中国农业银行科技与产品管理局信息安全与风险管理处处长何启翱提出，“拆墙”是大势所趋，只有打破各自为战，实现协同联防，才能共同应对时代挑战。
有法可依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为数字安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家信息中心国信卫士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叶红表示，面对关键行业和新技术、新场景频发的安全威胁事件，持续深化安全举措，让数字安全有法可依，已经成为全球各国高度聚焦的共性课题。
扶助中小微
中小微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毛细血管”，直接关系到国家数字化战略的成败。然而，中小微企业数字化却面临着掉队的危险。对此，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许玉娜指出，扶助中小微企业构建数字安全能力的机制，建立起完善的数字产业支撑，才能为数字经济和数字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创新求变
创新是应对未来数字风险、保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在创新方向的选择上，数世咨询创始人李少鹏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数字安全的创新方向需要基于业务求变，考虑的源点应聚焦为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哪怕只是专注于相对独立的局部战场，也可能挖掘出颠覆未来发展的机遇。
战场“炬目”
数字时代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大量设备入网、业务和数据上云，终端作为数字化的基础节点，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360集团副总裁、政企安全集团首席科学家潘剑锋认为，为更好的应对网络攻击问题，终端安全必须具备看见威胁的“炬目”，第一时间“看见”威胁是打造数字安全屏障的首要条件。
千亿蓝海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明了数字化发展八大重点领域，其中一个领域就是着力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系。这为中国安全市场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IDC中国副总裁兼首席分析师武连峰据研究预测，数字安全的未来市场也将因此开启千亿蓝海，成为激活数字经济的关键增量。
数字化基座
数字时代，网络安全已不再是以前的信息、网络、系统本身的安全，更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城市安全、人身安全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安全。因此，赛迪顾问高级业务总监高丹表示，网络安全需要完成向数字安全的演变，等同于数字化的“基石底座”。
数字安全的发展大潮中永远不缺风口与时机，ISC基于十年的积淀，不断为行业的发展点亮“灯塔”，助力更多企业抓住每个可以起飞的风口。 7月30日-8月2日，ISC 2022即将启幕，万人同频共话数字安全，为数字文明保驾护航。更多详情可关注N世界-ISC大陆（isc.n.cn），精彩不容错过！（文案：李政葳 制作：董志豪）
ISC互联网安全大会组委会、光明网网络安全频道联合出品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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