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中国这十年·见微）从“海外购”到“海南购”：离岛免税以开放契合消费升级******

　　中新社海口10月13日电 题：从“海外购”到“海南购”：离岛免税以开放契合消费升级

　　中新社记者 王晓斌 王子谦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今年反复受到疫情冲击的海南离岛免税市场呈现回暖势头，假期日均销售额超1.5亿元(人民币，下同)。三亚国际免税城逐渐恢复热闹景象，一些热门品牌的门店前重现游客排队现象。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自2011年4月起实施。海南首家离岛免税店——中免三亚国际免税城(前身为三亚市内免税店)已营业11年，是目前中国免税市场品牌最多、最全的免税店，成为海南游必到的打卡景点。

　　“最开始我是被培训的‘小白’，现在很多年轻同事都是我带出来的。”海南三亚国际免税城香化区商品琳琅满目，销售主管林青正手把手带教新入职同事。

　　“当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应聘免税店售货员，正式上岗才知道是卖奢侈品。”林青在2009年入职时，免税店销售的是离境免税商品，“那时候接触最多的是国外顾客，国内顾客进店逛，但不能买。”

　　“2011年4月20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我们一下子忙起来。”林青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客人光顾，以至于店里人手没法马上补齐。

　　从那时起，海南免税市场开放度越来越高，规模迅速壮大。十多年间，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历经多次调整，免税限额从5000元到10万元，商品品类从18类增至45大类。2021年，海南离岛免税店年销售额突破600亿元。

　　“政策调整的方向是越来越开放。”林青说，这些年来每一个政策节点，每一次参与新店开业、新品牌入驻，她都记忆犹新，每一次开放都意味着更多样的营销策略。

　　林青所见证的不仅是免税市场变化，背后是中国开放度提升，经济发展带来消费升级。

　　林青注意到，最初很多顾客买中低端品牌或高端品牌的基础产品，现在越来越多顾客购买更高端品牌。消费人群也不只有中产阶层，很多“95后”“00后”普遍愿意为自己花钱。

　　2020年，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幕拉开，定位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为推动中国消费者从“海外购物”转到“海南购物”，多层次免税购物体系加快构建，海南免税市场进入多主体竞争时代，共有5家经营主体开设10家免税店。

　　在海口市中心日月广场东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在国庆假期销售火热。这家2021年初开业的免税店举办假期促销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消费者。

　　海控全球消费精品(海南)贸易有限公司总裁林月文带领团队策划这些活动，他在市场竞争中思考如何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因看好海南离岛免税的发展前景，已有30年旅游零售和免税行业从业经验的新加坡人林月文于去年6月投身海南。

　　入职以来林月文忙着项目扩容、品牌入驻以及市场促销，新扩容的免税城二期引入数百个国际一线品牌，多个品牌在岛内免税市场独有。

　　林月文说，经过十多年发展，海南离岛免税市场正在从单纯追求销量，转变为销量与服务并重。从业者不仅要把市场蛋糕做大，还要带给消费者更好的购物体验。

　　“虽然疫情影响短期销售，但海南离岛免税市场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林月文说，他正在筹备免税城三期重奢品牌店的招商工作，计划年内开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将在海南奋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