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破了世界纪录：亏钱第一名！却还是全球第二富......******

　　文/汪俐辰

　　对全球大多数富豪来说，2022年是亏钱的一年。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网站消息，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自2021年11月以来损失约18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7万亿元)，更有消息称，这一数字实际上可能接近2000亿美元，一举打破了历史上个人财富损失最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什么原因使他损失如此惨重？全球富豪们过去一年资产发生了哪些变化？

　　为何少了这么多？

　　据《福布斯》报道，马斯克的净资产从2021年3200亿美元峰值下降到2023年1月的1380亿美元，亏掉了一大半，这主要是由于特斯拉股票表现不佳。

　　据了解，马斯克财富的主要来源于持有的特斯拉股票，然而在过去一年时间里，特斯拉的股票市值已经缩水了约65%。

　　其中，为支付收购推特的440亿美元费用，马斯克抛售特斯拉股票，成为自2010年特斯拉上市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抛售，从而导致公司股价暴跌。也有消息表示，冲击特斯拉股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全球纯电车市场需求低迷。

　　虽然不能确定马斯克到底损失了多少，但他的总损失远远超过了这一纪录此前的保持者——日本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

　　孙正义的个人财富从2000年2月780亿美元的峰值下降至同年7月的194亿美元，短短几个月里其净资产蒸发近600亿美元。

　　尽管马斯克亏损的钱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他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二富有的人。

　　还有谁亏钱了？

　　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2022年，全球最富有的500人财富蒸发了近1.4万亿美元。

　　数据显示，在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等公司股票下跌的背景下，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财富缩水286亿美元，微软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损失194亿美元；

　　亚马逊和蓝色起源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损失852亿美元，其前妻麦肯齐·斯格特损失373亿美元；

　　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分别损失440亿美元和453亿美元。

　　此外，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财富损失也很惨重。截至2022年12月30日，扎克伯格的净资产自同年1月初以来缩水了799亿美元，仅剩456亿美元，主要原因包括Meta向元宇宙转型的代价高昂，以及整个科技行业的滑坡拖累了Meta的股价。

　　在2021年年底，扎克伯格曾经是全球第六大富豪。但是在去年底，扎克伯格在彭博财富指数的排名下降了19名，位居第25，是自2014年以来的最低排名。

　　谁是最大赢家？

　　几家忧愁，几家欢喜。要说最大的赢家，非印度企业家高塔姆·阿达尼莫属。2022年以来其身家增加了446亿美元，是亿万富豪阶层前十中身家唯一获得增长的富豪。

　　据报道，阿达尼的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拥有一个上市公司网络，活跃在发电、水泥、房地产等领域。

　　截至1月9日，阿达尼以1170亿美元的资产位居彭博亿万富豪榜的第三位，超过了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

　　现在全球首富是谁？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截至1月9日，LVMH集团董事长伯纳德·阿尔诺(Bernard Arnault)以1750亿美元的身价位居榜首。

　　阿尔诺是奢侈品巨头LVMH集团的掌舵人，LVMH(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公司，总部位于法国巴黎。旗下拥有路易威登、DIOR、Tiffany&Co。等75个品牌，涵盖葡萄酒和烈酒、时装和皮具、香水和化妆品、腕表和珠宝以及高端零售等领域。

　　综合自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网站、澎湃新闻、界面新闻等

用公益诉讼筑牢网售处方药安全堤坝******

时本

　　远程诊疗、网上开方、送药上门……随着互联网医疗的蓬勃发展，网上药店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快速获取药物，然而由此带来的药品误用、滥用、过量服用事件也时有发生。药品安全非同儿戏，网上用药安全该如何保障？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批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的督促整治网络平台药店违法销售处方药行政公益诉讼案，对保障用药安全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1月9日《检察日报》)

　　“网上药店无处方销售处方药”“轻轻松松能买到12周以上用量的处方药”“药师审核形同虚设”“处方上没有执业药师的签字”……这些网售处方药乱象存在已久。即使《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于去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网络售药迎来强监管时代，但是问题也并未因此而得到根治，一些网上药店仍然存在“走过场式开方”等现象。

　　网售处方药乱象治理与监督的主体缺失、监督的积极性有时不算太高有关。处方药网售越便捷，销售成本就越低，销量也越大，线上药店和线上医生获取的利益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机会，处方药随意网售的口子就可能会越开越大。一些消费者只图省事，把药品当成普通电商产品，看不到药品误服和滥用的风险，甚至认为网售处方药不应该管得太严。正因如此，网售处方药的供需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他们都不愿意主动监督网售处方药乱象。

　　药监部门是网售处方药的法定监督主体，在治理网售处方药乱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诸多网售处方药案件的查处，均是药监部门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的结果。但也要看到，假如极少数药监部门慢作为或者不作为，网售处方药也会潜滋暗长，用药安全也就面临危机。关键是，互联网具有跨区域等特点，一地失守又将影响全局，一旦网售处方药乱象的危害波及全网，那么远在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会成为受害者。

　　倘若监管部门履职好坏全凭自觉，网售处方药乱象就不容易得到遏制。履职情况需要得到监督，在这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当检察机关发现网售处方药存在一些乱象后，可以通过向药监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药监部门认真履职。除此之外，检察机关还可作为整个消费群体的诉讼代理人，对于违法销售处方药的平台和个人展开诉讼。这类公益诉讼让维权和监督主体都更加明确，是治理网售处方药乱象不可多得的好方式，理应得到广泛推广。最高检推介这些典型案例，也是希望检察机关在这方面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网售处方药方便了民众求医问药，也使互联网医疗从此告别“有医无药”的困境。但与非处方药相比，处方药既有更强的治疗作用，也有更强的毒副作用。以前处方药在实体药店就存在随意销售等乱象，若想阻止这类乱象向线上蔓延，就得加大网售处方药乱象的治理力度，让包括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在内的监督手段更丰富、更管用，方能让民众安心享有处方药网售带来的巨大便捷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