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跨国企业看好中国创新与市场活力******
新华社美国拉斯维加斯1月11日电（记者黄恒 谭晶晶兴越）2023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日前落幕。CES是国际消费电子产业中技术、市场和投资走向“风向标”，也是展示全球企业创新能力和经济体创新活力的“大舞台”。
在这次展会上，中国创新活力全方位覆盖众多门类产品和全产业链环节，给包括全球跨国企业在内的各界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创新水平走在世界前列
本届CES展示的重要趋势之一，是新能源车成为未来电子消费领域技术最核心的集成平台。这意味着新能源车市场是最重要和激烈的创新竞技场。在这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德国宝马集团，特别看好中国研发团队和中国市场的创新活力。
1月8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新华社发，曾慧摄）
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在展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数字化、电动化和循环永续的集团战略与中国的发展方向相契合，中国在这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在科技领域，有很多创新都来自中国，随后扩展到全世界。中国是推动新兴技术超大规模应用的热土。”
现在，宝马以北京、上海、沈阳、南京为基础，在中国建立了德国之外最大的研发和创新体系，在中国有约3200名员工从事研发、数字化、电动化等领域的创新工作。
宝马集团负责研发的董事弗兰克·韦伯（中文名韦博凡）告诉记者，对宝马而言，“中国研发团队的成功是全球研发团队成功的关键”，而且“很多中国供应商已经成为行业标杆，不仅是传统汽车零部件，还包括电池、电芯等领域”。
1月8日，一名女士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体验智能科技。新华社发（曾慧摄）
美国高通公司产品管理主任、全球车联网生态系统负责人吉姆·米塞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车联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政府引导功不可没。“我们在与美国相关产业决策者沟通时，经常提到中国经验。”
他说，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蜂窝车联网技术（C-V2X）基础设施建设，加快C-V2X标准制定和技术升级，出台一系列规划和政策推动车联网产业发展。中国凭借创新能力、市场以及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正引领全球电动车技术和应用的创新发展。
中国创新理念厚植企业发展规划
除了跨国企业普遍认可中国的创新水平和市场活力，面向市场、积极创新的理念也植根到几乎所有参展中国企业的发展规划中，不少企业近年来对产品集成创新领域的重视和投入，在本届CES上初步展现出成果。
1月6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深圳道通智能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人机。（新华社发，曾慧摄）
广州海葳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小型企业，专门制造可穿戴运动设备，上次参加CES是在2019年。这次参展公司主推的是拥有专利的自主品牌产品头戴式气传导运动耳机和女性耳机。
公司总监欧林芳告诉记者，近几年公司越来越认识到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创新。为此，公司与专业咨询公司合作调研美国市场，并且建立了30多人的研发团队。除产品外观，公司的研发还关注如何保证用户在户外运动享受耳机音效的同时，依旧能够听到外部环境中的警示音等。
1月6日，一名参观者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体验TCL的虚拟现实产品。新华社发（曾慧摄）
艾力斯特是来自浙江的按摩椅生产商，共有3000多名员工，其中研发团队200多人。这家企业参展负责人刘时坚介绍，随着创新深入，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已开始引入人工智能，以更好地辅助控制程序编程，实现针对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升级。
东莞永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智能灯具，今年第一次参加CES，拿出了拥有自主品牌和专利的产品。公司副总裁柯静娜介绍，公司有完整生产线和供应链，以及专业研发团队。近年来，公司越来越意识到，必须技术创新才能更好发展。
中国创新优势巩固全球供应链地位
在本届CES上，不少业内人士意识到，中国企业已开始向以创新谋发展的新平台升级，而中国厂商的展位较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人气更旺，强大的创新活力、配套能力和市场容量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产业优势，使之成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替代的重要部分。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石永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机电产业韧性强劲，产业链较完整，供应链高效且配套完善，产能规模的综合优势显著，2009年至今保持着全球机电出口第一大国地位。当前，向产业链中上游领域纵深发展、注重自主品牌和研发已成为机电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这一产业正处于规模与质量兼顾，技术、质量、品牌、服务等综合性提质增效的阶段。
1月6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海信展区。（新华社发，曾慧摄）
推动中国创新强劲发展的动力，除了明确的政策引导、坚实的创新能力，还有中国企业家蓬勃的创新精神和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
来自深圳的雷音音频公司主打针对音乐发烧友的高端耳机产品。该公司董事长王塾增的话代表了很多中国初创企业的精神。他说，这几年，为在全球竞争中胜出，“我们必须创新”。
1月6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宇树科技展区。新华社发（曾慧摄）
同时，CES上很多海外企业家认为，充分的市场竞争是中国创新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专注于研发全自主送货机器人的美国科技初创企业Ottonomy的首席执行官里图卡尔·维贾伊表示，该公司密切关注中国智能机器人企业的创新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机器人市场很大，而且竞争激烈，中国公司在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方案上有很多开创性成果。
韦博凡特别谈到中国消费者对产品创新的推动力。他说，中国消费者对变化的接纳程度很高、很快，“这对我们激励很大”。创新的动力就来自中国消费者这样善于接受新事物并乐于接受新事物的特质。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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